光绪31年北洋银元局制钱伍百枚一枚，加盖“准抵足制钱五千文”，少见，色彩饱满，票面整洁，品相完美，九五成新,拍卖成交价格78200元。经庚子之变，惨遭八国联军洗劫的天津，已是满目疮痍，瓦砾废墟，一片狼藉，商业店铺几乎完全毁于炮火，经济凋敝，市场萧条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，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。尤其是洋兵劫掠了官府、商号的上千万两现银，形成“津市钱荒，商民交困”的局面。
同时，因制钱（辅币）短缺，市场交易“往往以竹片、纸条代充找付，殊属不成事体”。此时，袁世凯和周学熙面对的远不是为官的荣华富贵，而朝廷背负巨额赔款，对地方困境已无力顾及。袁世凯到任半年多后，至1902年8月25日，才从联军“督统衙门”正式接管天津。袁果然不负朝廷重托，“锐心图治”，为整顿金融乱局，恢复经济，遂呈奏朝廷，准予设立专局，开铸铜元。命周学熙“总办银元局”。
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功绩卓著，袁督以“操守谨严，才力精敏”的褒语为周报奏请奖，请朝廷破格录用(当时周还是候补道员)。嗣后，因铸铜元利厚，各省纷纷跟进，乃至形成滥铸，币制混乱局面并未能得到根本改变。朝廷于1905年末颁令，限制各省铸造数量。规定北洋银元局日产铜元不得超过60万枚，致使余利逐年下滑；加之铜价上涨，余利由初始的每年70万两到80万两白银，降至1907年的16万两左右，当年胜景不再。
在此期间，北洋银元局还于厂内创办了一所图算学堂，招考高等学徒，培养中级技术人才。同时，又以银元局的设备、技术力量为基础，另集股银二十万两，创建了北洋劝业铁工厂，为发展机器制造业贡献了力量。
1905年，因铸造铜元获利丰厚，也为统一币制，朝廷决定将北洋银元局创建的造币厂改属户部，更名为户部造币总厂北分厂，周仍“兼绾厂务”，至1906年，周学熙始辞去总办一职。
从1902年，北洋银元局创建，至1906年，转制为造币总厂北分厂，应当说它在那个历史发展阶段，为中国的金融货币史书写了不可缺少的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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